余闻静乐山寺地可葬，于郭慎求枢密二十年矣。余守杭时，卜葬亡兄，属惠彦达抵寺僧求之，书来报可。方议予直，会余南迁，不果。后五年，当绍兴乙卯之冬，始往观焉，实铜官山之麓，而静乐院之右臂也。义兴多山，而铜官特高大，杰出诸峰之上。自山之脊，分为两股，隐隐隆隆，绵延数百丈。寺据其左，可葬如所闻者，而寺僧不如书，有难色，方求售于当世贵人，余亦弗能也。明年三月，更卜地于山中。十六日癸未，系舟陈桥，招天宁祖灯师会于符塘胡氏冢舍。肩小舆，入檿城，酬族子信寿提举新冢；循支径数十步，瞻拜安次公给事之茔；回诣符塘就食。安行老来逆余，相遇于中道。属日旰未食，立谈俄顷散去。食已，观何人家地。地平平而水，于音姓不可用，遂由茶山路以归。少留张氏报本庵，晚次陈桥，登舟入荆溪，泊塘口，观张子崇侍郎废冢，夜宿沙子渰。甲申，次县，舟人告爨薪不属，入市求之，舣周孝侯祠下以待。祠屋宏丽，庙貌矜严，想见斩蛟刺虎之烈。周视两庑，黄冠出迎，具茗饮，而舟人负薪至，遂解去。夜泊台李。乙酉，黎明入山，径柴氏墓道，从守冢僧访杨氏地。按图不合，入胡洑，谒惠彦达。夜抵其居，问白灵岩地所在，彦达云：「神龙所舍，在葬书不可用，然姑往视之」。丙戌，彦达具饭于龙山。侵晓，偕祖灯先赴约，饭已造观。所谓白灵岩者，在沈和中资政墓之后。下车顶谒，因不复乘，杖策度岭，而磴道艰难，十步一谒，至岩下，龙穴正踞其右，崭绝可畏。旁行里所，投田舍乞浆，班荆坐大石上，命车亦至从官道还。未至龙山三里，彦达指一穴，名卧牛，前直谷堆山，为案丁山丙穴，三峰对拱，左右环合，二水交会，可葬无害。余亦记晋周访葬母，陶士行指牛眠地葬之，吉，意颇向之。问地主，则彦达也。彦达亦欣然赴予之急，议遂定。日将入，过彦达所营寿藏，木可材矣。彦达置酒留宿山中。丁亥，朝饭竟，还湖洑。有顷，张彦深之子子为亦至。彦深属宝月师道渊卜葬夫人于阜蓉寺之侧，闻余携祖灯入山，移舟相近，邀致祖灯覆视宝月所卜。余旧闻阜蓉佳山水，欲一至其处，于是从彦深观之。戊子晨往，薄暮具还，途又尝卜乌龟泽地于湖洑之北，葬亡妻吴氏淑人。已撰日矣，为浮言所訹，久不克葬，既而悔之。今议并举章氏淑人以附。己丑，戒两夫除道，偕祖灯视之。日亭午，暄甚，憩王氏茔屋，解衣少休。有洞言洞灵观，旁三山鼎峙，秀出如画，有王氏地可葬。乃徒行从间道践背出大松径，抵三山，所在如僧言，而祖灯言无穴，遂返。是行也，经涉诸冢丘墓，与士大夫所尝言其地可葬，或雠贾不相中，或惮远不能至。按图问路，水乘舟，陆荷簥，以至徒行，靡不至焉。庚寅舟还，戏书小诗诮祖灯云：「来问松间路，沙头系小舟。间携木上坐，看尽土馒头」。诗成一笑，分路而别。三月日，晋陵孙某记。

初，朝廷分梓、夔四路，而梓漕宅东川。祥符六年，寇瑊出使，屯师东川，供馈维艰，奏请置衙于兹。后复故，今为盘石县衙。

臣对：臣闻有为之君，汲汲而求治；敢言之臣，拳拳而纳忠。古之人君有求治之心，必有求治之实；古之人臣有纳忠之志，必有纳忠之诚。慕其名，无其实，虽政令百变，何益于治？有其言，无其诚，虽奏牍万纸，何有于忠？君而有求治之实，臣而有纳忠之诚，言听计从，志同道合，此尧舜所以为圣帝，稷契所以为忠臣也。恭惟陛下以有为之资，居得致之位。临御之初，励精求治。召用耆旧，斥去宦官，出宫人，节浮费，凡此数事，耸动观听。海隅苍生相与议而言曰：圣天子出矣！中兴太平，日月可冀。数年于今，治效未著，无以大慰天下愿治之望，亦有由矣。臣一介书生，幸遇陛下龙飞，亲策多士。盖欲求谠言直论，上裨日月之光，岂惟应故事而已？臣窃谓饰固陋之说，献佞谀之辞，形容圣德，铺张太平，非特臣有所不能，恐亦非陛下之所乐闻也。臣狂愚不识忌讳，独有区区之诚以献陛下，惟陛下留神。臣伏读圣策，上慕唐虞之盛治，下及周汉之中兴，条举当今八者之弊，俯询草茅，臣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也。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实，有求治之实者必有致治之效。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，致治之效寂然无闻，故臣得以妄议陛下求治之实有所未至也。盖天下之事，有本有末，其本既正，其末不足治矣。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实，先求所以为治之本，其本无他，正心而已。臣请推其本而言之，然后答圣策所问。陛下能正其本，则唐虞不难致，周汉不足为，八者之弊可以类举矣。夫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，心者又一身之本也。《大学》曰：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，先正其心」。故汉董仲舒以此告武帝曰：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」。唐刘蕡亦以此告文宗曰：「人君所发必正言，所履必正道，所居必正位，所近必正人」。盖人君惟有一心，而攻之者众，或以勇力，或以巧佞，或以货利，或以声色，各求自售，以取宠禄。人君心不正，则乘间而入，故心志眊乱，耳目壅蔽，是非溷殽，黑白纷错，靡所不有。小足以害其身，大足以坏天下。惟人君者当宅心于正道之中，非正勿视，非正勿听，非正勿言，非正勿动。吾不好驰逐，则孟贲、乌获无所施其勇；吾不乐谄谀，虽弘恭、石显无所用其巧。不殖货利也，桑羊、孔仅不能乱其志；不迩声色也，郑声、越女不能动其心。夫如是，所视无非正，以视则明；所听无非正，以听则聪；所言无非正，言而为天下法；所动无非正，动而为天下则。以之齐家则宗族化之，以之治国则国人化之，以之平天下则天下化之，无所施而不可。侧闻太宗皇帝尝有言曰：「人君当淡然无欲，不使嗜欲形见于外，则奸佞无所自入。朕年长无他欲，但喜读书，用监古今成败尔」。大哉圣人之言，诚万世子孙之谟训也。又闻仁宗皇帝尝有言曰：「朕于声伎之间未尝留意，常于禁中阅奏之暇，恬然默坐，不以外物动心也」。大哉圣人之德，诚万世子孙之标准也。陛下不居其圣，动法祖宗正心之道，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言，然爱君之诚不能自已也。臣不敢远引前代，姑以祖宗近事为对。伏读圣策曰：「朕以不敏，嗣承大宝，循尧之道，于兹五载。寤寐俊秀，始得亲策于廷。子大夫袖然待问，必有崇谋远虑，副朕详延」。此有以见陛下求言之切也。臣草茅之士，智虑短浅，不知朝廷之大体，陛下策之于廷者，岂以其言为真足听欤？且庙堂之上，至于百执事之臣，有大臣以陈善闭邪，有侍臣以献可替否，有台官所以绳愆纠缪，有谏官所以补阙拾遗，在内又有轮对之制，在外间有召对之命。凡可以言者非一人也，天下之事岂无可言者耶？岂内外之臣默默而无所言耶？抑亦言之而陛下不能行之耶？何八者之弊如圣策所问者，尚劳宵旰之忧乎？盖人君其大如天，其尊如神，其威如雷霆。君巍然而在上，臣渺然而在下，温颜以接之，软言以慰之，犹且畏而不言，又况临之以势，厉之以威，自非忠义之士奋不顾身者，孰肯抗天触神忤雷霆哉！不言固然也，纵有所言，非搜摘微颣，则指陈细务。天下有大弊，人君有过举，撄逆鳞者谁欤？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，言而未必听，听而未必行，孰谓草茅之言为真足听欤？昔太宗尝谓大臣曰：「在昔帝王多以尊极自高，颜色严毅，左右无敢言者。朕与卿等周旋欸曲，商榷时事，盖欲通上下之情，无有壅蔽」。臣愿陛下以太宗为法，先正其心，容受直言，然后审其是非邪正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如是，则天下之人乐告以善，崇论远虑日陈于前矣。圣策曰：「盖闻唐虞之世，法度彰，礼乐著，不赏而民劝，画象而刑措，都俞赓歌不下堂而天下治，朕甚慕之」。此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，而远慕唐虞也。臣闻尧之所以传舜，舜之所以受尧者，不过曰正心而已。当时都俞之言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。惟其正心于一堂之上，故天下化之，法度彰，礼乐著，赏刑不用，一正心而天下定也。昔汉武帝上嘉唐虞，汲黯面数之曰：「陛下内多欲而外行仁义，奈何欲效尧舜之举」？盖尧舜之道自正心始，不能正其心，而欲效尧舜，是犹立曲木而求其影之正也。臣愿陛下仰稽尧舜之道，先正其心，以治天下国家，则前圣后圣，异世同符；不然，徒慕其名，无益也。圣策曰：「今朕夙兴昃食，兢兢业业，惧无以协帝华而绳祖武，若涉渊冰，未知攸济」。此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，念祖宗、太上皇帝畀付之重也。臣谓祖宗所以贻厥孙谋，太上皇帝所以传之陛下者，亦不过曰正心而已。昔仁宗御书三十五事以为儆戒，其大要则曰戒喜怒，防满盈，惧贵骄，求中正，斥谄佞，守信义。此祖宗正心之要也。太上皇帝正心之道得于祖宗之传，虽非愚臣所得而知，然而三纪之间，上无失德，下无废事，天下庶几于治，非正心之功，畴克臻此？臣愿陛下仰稽祖宗之道，次守太上皇帝之训，先正其心，以治天下国家，则可以增帝华、光祖武；不然，求之于他，无益也。圣策曰：「设荐举之科，下聘召之命，而实材犹未出」。此陛下委任群臣，而群臣挟私之过也。臣闻堂上远于百里，君门远于千里。人君以一身处于九重之内，聪明智虑有所不周，贤否并进，忠佞杂遝，岂一人所能尽知？况外而州县，远而山林，非群臣荐举，人君何自而知之乎？陛下以公道而付群臣，群臣徇私情而负陛下。所荐之人皆有所挟，或以权势而荐，或以贿赂而荐，或以亲旧而荐。甚者身为大臣，移书命而求荐其亲属，侍从台谏、监司郡守更相荐其亲属，有不知其人者，有不识其面者，其能与否固不暇问也。陛下因其所荐而用之，又无可否于其间，荐举之事，收为私恩，聘召之命，及于不才，寒畯之士何因而前？如此，欲实才之得，难矣。天圣间，有漕臣任皋荐县令向昱者，仁宗谓辅臣曰：「昱之荐者才一人，未可遽进」。又有帅臣陈升之荐卫尉司丞丘浚者，仁宗曰：「浚雅无能称，惟以口舌动人。今升之荐其才，无乃长薄否」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先正其心，以察其荐者与其所荐之人。其人贤耶，则所荐之人可知矣，果贤焉，用之又从而赏之。其人非贤耶，则所荐之人亦可知矣，果不省焉，去之又从而责之。其间挟私以为党者，罪之而不赦。无信于一人之言，无惑于左右之誉，实才庶几可得也。圣策曰：「塞侥倖之门，申奔竞之禁，而公道犹未行」。此陛下宠嬖近臣，而近臣招权之过也。臣闻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王者奉三无私以劳天下，其爵赏刑罚、废置予夺一归至公，与天下共之，未闻有亲疏远近之间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藩邸旧臣宠任太过，初无奇才异识、殊勋茂烈，躐次而骤用之。庸人腐夫何所知识，怙势矜宠，招权纳贿，有所不免。鲜廉寡耻之徒倖求躁进，宰相执政出其门，侍从台谏出其门，监司郡守出其门。四方之士奔走辐凑，举袂成云，挥汗成雨，其势炎炎，炙手可热。陛下塞侥倖之门，而侥倖之徒日多；申奔竞之禁，而奔竞之风日长。如此，而欲公道之行，难矣。昔真宗时，藩邸之人颇怨留滞，真宗曰：「此等茍求侥倖，本以因缘际会，傥加升擢，何以塞舆议」？盖国家爵位不可轻也。仁宗时，以王举正为参知政事，谓之曰：「卿恬于进取，故不次用卿」。又以彭乘修起居注，指之曰：「此老儒也，雅有恬退名，无以易之」。臣愿陛下以二祖为法，先正其心，以察群臣。劲正而廉退者则用之，邪佞而浮躁者则屏之，其间招权以乱政者又斥之而不疑。威福生杀之柄揽之一己，进贤退不肖之任责之宰相，无以爵赏任私意，无以名器假小人。如此，则公道庶几可行也。圣策曰：「广言路，恢治具，而纪纲犹未立」。臣闻台谏者，朝廷纪纲之地。广言路所以立纪纲，言路既广，而纪纲不立者，未之闻也。方今台谏虽号数人，位卑而在下者又有言事之禁，言事之官一二人而止耳，或有累月而虚席，或以庸才而备位。间得慷慨敢言之士，往往朝奏暮斥，非特不能用其言，并其人而去之。是故委靡阘冗之流，碌碌以茍延岁月。日复一日，浸以成风，忠言至计，陛下何自而闻之？陛下恢治具以立纪纲，而言路如此，无怪乎纪纲之未立也。昔仁宗时增置谏官四员，以欧阳修等为之，所以遇之甚宠，尝曰：「自欧阳修等为谏官，皆言事直亮，无所顾忌，其第赐章服以宠之」。此祖宗赏谏者也。英宗时，侍御史龚鼎臣居职少所建白，英宗曰：「近岁谏官多不职，如鼎臣未尝言事」。因命出之。此祖宗罪不谏者也。臣愿陛下取法二祖，正心以正台谏，导之使言，言之必听，则言路渐广，而纪纲立矣。圣策曰：「择守令，务宽恤，而民俗犹未裕」。臣闻择守令欲以裕民俗，守令既贤，而民俗未裕者，未之闻也。方今郡守不啻百数，县令又数倍之，陛下岂能人人而亲择？又岂能尽得贤者而用之乎？在陛下驭之如何耳。凡今之人，聚敛以献羡馀者谓之善生财，拷掠以督租赋者谓之能办事。吹毛之察，人以为明；刺骨之暴，人以为健。或饰厨传，待过客，以要名誉；或置苞苴，赂权贵，以求荐达。如此等人，朝廷方且增秩改命，以为之宠。不可干以私者谓之僻，律己以廉者谓之矫，抚字心劳、催科政拙者又以为无能，相率成风，恬不为怪。守令既无爱民之心，斯民也有赋敛之不均，有狱讼之不平。间有水旱盗贼之变，流离困踬之苦，将何所赴诉乎？陛下务宽恤以裕民俗，守令如此，无惑乎民俗之未裕也。昔太宗亲书历子以赐守令，曰：「惠爱临民，可书为劳绩」。此太宗以惠民为先也。仁宗尝诏监司曰：「凡有牧宰贪残自恣，不务恤民者，悉以名闻」。此仁宗以爱民为本也。臣愿陛下取法二祖，正心以正守令，推爱民之心，行恤民之政，则守令皆化而民俗裕矣。圣策曰：「赃墨之刑非不严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」。臣以为刑以齐小人，德以化君子。秦人尚刑名，而风俗愈薄；陛下严刑罚，而欲人皆君子，不可得也。士之仕也，所以为贫，使其稍廪少优，可以事父母、育妻子，自非性贪而好利者，谁肯自陷于刑辟？今也，夺其圭田，削其资给，为吏者何以养廉？吏责甚至，俸入甚微，有田可耕，孰愿从仕？贫悴之人不得已而仕者，禄既不足以糊口，则不惮于受赂，不幸者败，幸而可以逃戾。又况化远自近始，朝廷达官享禄千钟，或且受金，有司不敢问，刑责不能加，而欲严刑以禁州县之小吏，难矣。昔仁宗时，有议减百官俸赐者，仁宗曰：「朕所欲去，乘舆服御、宫掖奢侈奇巧之费。国家择人以任职，至于俸赐，自有定例，何用纷纷裁减，以骇中外乎」？又有议废职田者，仁宗曰：「执事之吏，禄薄不足以自养，不肖者卒以贿败，朕甚悯焉。其命三司裒公田之数而均给之」。祖宗所以厚官吏如此。臣愿陛下正心以驭吏，归其圭租，复其资给，使之有馀，则人皆修饰矣。如此而尚有赃墨之吏，严刑以治之，不为过也。圣策曰：「钱谷之问非不勤，而国无积年之储」。臣以为生财无术，节财为先。汉武好聚敛，而海内虚耗；陛下问钱谷，而欲国有储蓄，不可得也。人君之于天下，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功，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力。广取以给用，不如节用以廉取；以天下而奉一人，不如以一人而化天下。今朝廷之间，宫掖之内，无名之费，不急之务，可省者未尽省，可罢者未尽罢。陛下不此之务，而与司会之臣朝讲夕论，求所以生财之计，难矣。昔仁宗谓辅臣曰：「朕惟先王不宝远物，身先以俭，故天下化之。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长物，藏之何益？其悉付之有司，贸易以佐财用」。又尝出内帑金帛计直数百万缗，以佐三司支费，且曰：「朕以为藏之内府，不若付之有司，以宽财赋也」。祖宗之制财用如此。臣愿陛下正心以节用，无名之费、不急之务，日求而去之，则国用足矣。如此而尚有匮乏之忧，臣不信也。圣策曰：「屯田以实塞下，或谓兵不如农」。臣以为屯田古之良法也，不可遽行于今。今未可遽行，不若行力田之制，庶几无遗利之患矣。仁宗尝曰：「唐、邓、汝等州旷野甚多，其募民耕之，且宽为赋税之期，庶使民乐于趋业」。此祖宗重农之意也。为当今之计，两淮、荆湖之间，沃壤千里，募民以耕之，立爵以诱之，假其种粮，略其租赋，及其隙也，教以武事。行之岁月，可以获利。圣策曰：「改币以赡邦用，或谓铁不如楮」。臣以为楮币今之权宜，不可行之于久；久而可行，不若蜀交子之制，庶几无伪造之弊矣。仁宗时，益州寇瑊欲禁民为交子，仁宗曰：「蜀民贸易有无，用交子久矣，一旦罢之，可乎」？下使者议，以为官置务，可以利民，而止其争欺。此祖宗用币之意也。为当今之计，用蜀之制，必治其欺伪之罪，使猾吏不能欺，而奸人不敢伪。又以今之钱币兼而用之，申冶人销毁之禁，严边鄙遗弃之制。行之于久，可以无弊。圣策曰：「岂为之未得其要欤？抑文胜而弊难革欤？何视古之弗及也」？夫天下未尝无弊，亦未尝有不可革之弊，得其要则弊日革，无其要则弊日滋。今日之弊，文胜也，陛下知其文胜，何不求其实？陛下知求治之实，天下之事不劳而治，何弊之有？圣策曰：「内修政事，宣王所以兴周；综覈名实，中宗所以隆汉。考之方册，其施行之迹何如」？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，终问臣以周汉之兴，此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，无所不用其至也。臣闻尧舜之德冠绝百王，唐虞之治超越万代，岂二宣可同年而语哉？陛下既有志于尧舜，二宣不足道也。宣王之所以兴周者，其要曰谨微接下、侧身修行而已，故诗人称之。宣帝之所以隆汉者，承昭帝因循之后，用严以救弊而已，其他无取焉。史臣美其信赏必罚，综覈名实，枢机周密，以臣观之，宣帝无是也。王成之赏，赵、盖、杨、韩之诛，赏罚为如何？有伪增户口者，有妄指鹖雀者，名实为如何？甚者恭、显小人，职典枢机，枢机果周密乎？后世谓元帝优游不断，汉家之业衰焉。臣谓汉业之衰兆于宣帝，元帝之用恭、显以乱天下，宣帝有以启之也。又况宣帝专以刑名绳下，虽能起一时委靡之俗，无仁恩以结之，人心亦自此去矣。臣故曰，汉业之衰，兆于宣帝。圣策曰：「子大夫通达古今，明于当世之务，凡可以移风易俗、富国强兵者，悉陈毋隐」。此有以见陛下求言之切，虑臣隐而不言，诱之使言也。陛下诱之使言，而臣不言，臣则有罪矣，是以毕其猖狂之说，惟陛下赦之。臣谓移风易俗，在陛下正心修身，先天下为风俗。天下之人视陛下为风俗，陛下之所好恶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至于富国强兵之术，此战国之君切切以咨其臣，战国之臣哓哓而告其君者也，臣未之学焉。陛下能先正其心，以治天下国家，虽不求以富国，而天下有馀，不求以强兵，而天下无敌矣。臣又闻之：居安虑危者，人君保治之道；私忧过计者，人臣爱君之心。古之君臣，思患而预防之，未尝一日自安也。方今故疆之侵未归，敌人之患未释，盗贼窃发，饥馑荐臻，生民茍安，而非诚安，百度粗举，而未尽举，是皆今日大计。陛下于蠖濩之中、燕閒之际，以为可忧乎？可无忧乎？陛下当枕戈尝胆，乌能忘忧？微臣当沥血披肝，乌能忘言哉？臣谓今日罢兵讲和，少苏彫瘵之民，不可恃以为安也。且反覆变诈之虏，其情未易测，陛下谓已安已治，敌人不足畏，故疆不必复，虽可为旬月计，为患将来，可胜道哉？仁宗时，元昊请和，范仲淹、韩琦言曰：「元昊屡胜，而求通顺，实图休息。国家以生灵为念，不可不纳」。陛下当隆礼敦信，以盟好为权宜；选将练兵，以攻守为实务。彼不背盟，我则抚赐无倦；彼有负德，我则攻守有宜。此策之得也。若夫今日之举，复雠之师也，与仁宗之时大异矣。仁宗犹不忘于备敌，况于陛下，其可一日自安乎？万一边场有警，陛下所与运筹策者谁欤？给馈饷者谁欤？战胜攻取者谁欤？凡所以备敌者，臣皆未之闻焉。如此，而陛下自以为安，臣所以寒心也。臣闻之道路曰：陛下自近岁以来，倦于万机，日以驰逐为乐。臣始未之信，及久客辇下，一日见武夫数辈跃骑而驰，将命者传呼，络绎于道。臣问之行路之人，皆曰，此侍陛下击毬者也。臣虽未之尽信，亦不能无疑。夫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，立不倚衡。何则？彼知所以自爱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其所爱者当有重于此。昔张建封好击毬，其门下士昌黎韩愈上书极言毬之为害，以为五脏之系络甚微，垂于胸臆之间，而颠沛驰骋，似非所以养寿命。其言恳切极至。夫士之忧其主也如此，况臣之爱君乎？虽然，道路之言未可尽信也，陛下生知之性，洞达祸福之机，固不应有此。万一有之，改过不吝，从谏如流，亦帝王之盛德也，深有望于陛下焉。臣既辱大问，不敢有隐，终始以正心为陛下献，于其末也，又及于此。臣非不知狂妄之言，上渎天威，下犯众怒，罪在不赦，然区区之诚，深虑在廷之士，志于取甲科、得美仕而已，不复为陛下尽言者。臣既言之，退膏鈇钺，其甘如荠。陛下矜其愚而赦之，幸甚。臣昧死。臣谨对。

有宋君临万宇，天地其量，不作不创，因民所欲，左翊右赞，使讫平允，以无困踬。益州之壤，镇抚全蜀，直国坤维，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，然去都国几万里，了不与中原谋。壤地西接蛮戎，虑其溢泄，赋币以铁，人疾懋迁，而质剂兴焉。主以十六户，时改事变，贫富不齐，有券莫偿之患起矣。讼牒纷纭，官疲决责，或者厌之，将一弃不顾，然而迟重难迁之患，民又病之。议论复绎，事愈明白，官建专务，以主其事。一时因随创建，岂无善意维持可传于后者？辄补其阙而为之记曰：民生林林，不能自养，饥求之食，寒须之衣，而农出焉。神农建耕织之教，少昊立九扈之官，为圣神者亦岂能坐视其自成哉！则必立之官师，著之训饬，以佐其所不逮，而使之至于遂事而后已。然比之饮血衣皮之时，固已若多事，圣人不敢惮也。耕桑衣食之馀，日用万货，非一方可具，理须服贾而商出焉。稷佐懋迁之道，周建九府之法，亦无非左右齐民，为之表则，使无后患，然比之蚕桑稼穑之务亦稍末矣，圣人不敢厌也。凡其由农而有商，自醇而趋便，从质以归文，皆其势之必然，理之必至，继此且有变焉，圣人乌所避哉。我朝家法，不自神圣，凡百制度，多因前代，非喜因循，乐苟简，虑其强民而弗从者。艺祖肇造，太宗统一，真宗守成，如出一辙，官师取其实掌，不顾名号，财用谨仍旧贯，何必改作。罔求富强，弗务鼎新，一以便吾民而已。至于民有所欲，起而应之，曾不旋踵，用能宏覆六幕，仁熙义恬。铁钱重而券作，主户贫而券病。薛田握六条之节，极再三之思，以为吾将禁之不为，则重者不能使之轻，岂公朝爱民之仁，吾将任之自为，则贫者不能使之富，又岂公朝理财之义？折以大中，则不若官为设职，制其盈虚，有钱斯付之券，有券必予之钱，出入无毫发之私，授受无斯须之间，母子之相权，名实之相召，经纬之相济，力役省而纷争息矣。田请之而田去，寇瑊继之而瑊又去。天开际幸，田代瑊后复起前议，清朝俞音，再畀外台，漕臣张若谷既是之于其先，东川宪臣又称之于其后。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，诏音俞焉，通货泉之穷，极商贾之变，施之全蜀，至于今赖之。想其负贩之夫，射利之辈，妇清之丹，卓郑所治，重锦橦布，异物崛诡，四溢外区。邛杖传节于大夏，蒟酱流味于番禺，捆载以往，垂橐而归，执券取偿，如探诸怀。揆厥攸元，薛田之力居多。天圣、明道之间，盖章献明肃皇后实司听断，其能决然用薛田之议，亦仁也夫？亦智也夫？托六尺之孤而不负章圣皇帝者，岂偶然哉！或曰铁钱行于边，西北盖同矣，俱患其重矣，则交子殆亦可行也。今公朝独行于全蜀，而他边不与焉，何也？汉均输亦良法也，亦便民也，然而君子患焉，以其意不善也。夫交子蜀民创之，蜀民行之，蜀民有病之，吾特为之醇制而使之不踬焉，非敢创其端也，从民之欲也。今而复行于他边，则是强民也，非以便民也，是以均输之意而推之交子也，其可乎？是为记。